中国人口周期研究-转型宏观之十五(5)

第三阶段为内生式增长理论，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这类增长适用于处在技术前沿的高收入低稳态增长经济体。

因此，当人口红利消失以后，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

2.2。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人口红利渐逝、城乡转移和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因素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包括供求两端，供给端主要人口红利和城乡转移，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正是这两大因素的叠加，需求端主要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1、人口红利渐逝。所谓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由于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人口红利理论最先由Bloom & Williamson 于1998提出，Bloom & Williamson(1998)估计，东亚地区1965年至1990年经济增长中约有三分之一要归功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是:一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抚养比下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从而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龄化到来，抚养比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贸易顺差收窄，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十三五”期间我国处于人口红利消失的阶段，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有拖累作用。Cai & Wang(2005)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1982 -2000 年间中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 % ，同时指出，随着大约在2013 年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从2012年开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净减少，201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71.9%，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储蓄率和投资率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贸易顺差收窄。

图15: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储蓄率和投资率单位:%

图16: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贸易顺差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城乡转移与刘易斯拐点到来。城乡人口转移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是:一开始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廉价劳动力，在低工资水平下，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逐渐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通过技术模仿提高人力资本。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成本加快上涨，国际比较优势面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受益于城乡人口转移，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低端劳动力从供给过剩到供不应求，劳动力成本上升，城乡人口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只有1.7亿人，城镇化率只有17.92%，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但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阻止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流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率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2015年城镇人口7.7亿，城镇化率56.1%，2000年以来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农民大量外出打工，2015年中国农民工2.77亿人;农民工工资长期保持在低位为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上升提供了基础。但是，2008年前后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农民工工资水平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上涨，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增长1.3%，比前些年明显放缓。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人均GDP增速，农村居民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强调了消费与个人生命周期阶段的关系，认为人们会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实现一生消费效用最大化。

假定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年青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前两个阶段是工作时期，后面的一个是非工作时期。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会把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甚至贷款消费与购买房屋、汽车等耐用品。这时候储蓄很小甚至为零。进入中年，收入日益增加，这时的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要偿还年轻时的负债，另一方面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当他们进入老年期，基本没有收入，消费又会超过收入，此时的消费主要是靠过去积累的财产，而不是收入。

文章来源：《人口与经济》 网址: http://www.rkyjj.cn/zonghexinwen/2020/1010/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