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区域历史研究的新收获读贾俊侠两汉三辅研(3)

对于右扶风傅干，《三辅研究》亦做足了考证工夫。《后汉书·傅燮传》载，中平四年(187)，叛军攻汉阳郡，傅燮时任汉阳太守。“时北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素怀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子干年十三，从在官舍，知燮性刚有高义，恐不能屈志以免，进谏曰……干知名，位至扶风太守。”从中平四年傅干十三岁的记载推断，“其主要的活动时间应该是在汉献帝及曹魏时期”。考虑到“在两汉，尤其是东汉史书中，将右扶风称为扶风太守的情况比较常见，而曹魏时期将右扶风去‘右’改称为扶风郡，称其长官‘扶风太守’”，作者坦承了一个断代的困难，即傅干任扶风太守“不知是指东汉之右扶风还是曹魏之扶风郡太守”。不过，作者并不放弃，“又查傅干事迹不见载于其他史籍中，唯裴松之注《三国志》引《九州春秋》载建安十九年有参军傅干，其‘字彦林，北地人，终于丞相仓曹属’。清代严可均认为这两人是同一人，故其《全后汉文》载：‘傅干，干字彦林，小字别成，燮子，官扶风太守，终丞相仓曹属。’笔者认同此观点，且此丞相当指曹操。由此，笔者认为傅干为东汉时期右扶风可能性更大，且时间在汉献帝时期。”(150-151页)

2.对三辅长官迁转之政治背景的认知

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作者发现，“西汉元帝以前三辅大多久任，而成帝及以后任期变短，尤其在哀、平两帝时期三辅更换更为频繁，几乎一年一任。”而宣元时代任期较长意味着“中央吏治稳定、选举清平”。成帝以后任期短暂，“三辅长官的更换如走马灯一般，这也是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吏治选举不平的反映。”(248页)

至于东汉时代，统计结果表明，东汉“中央官迁入京兆尹共有13人”，而包括侍中、尚书令在内的中朝官有10人，“占迁入京兆尹的中央职官的76.92%”。作者认为，“东汉朝廷任命中朝官和尚书台官员出任京兆尹有两重涵义：一是提升亲信官员的秩级；二是利用亲信官员加强对三辅的控制。”另外，“屯骑校尉、讨虏校尉、匈奴中郎将出任京兆尹，则是东汉朝廷应对西北边患的具体表现。”(268-269页)

3.对西汉长安城人口问题的讨论

以往不少学者认为，《汉书·地理志》载汉长安城“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户均刚过三人，不符合五口之家的常规，因此怀疑记载的真实性。有的学者从漕运规模逆推西汉长安城容纳的人口应在四十万以上。作者认为“学者的观点仍有商榷之处”，“《汉书》的记载是有一定道理的”。理由在于，“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汉长安城布局来看，宫殿建筑占据了大半的面积，其余主要为列侯、关内侯、官员的府邸，北部为市场，真正能留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区域极其狭小。”民众生活空间有限，此其一。针对以漕粮规模估算人口数量的做法，作者辨析道：“从漕粮来讲，主要运往太仓，其作用主要有三：一是满足宫内人口的需求；二是给官员发俸禄，如《史记·平准书》所谓‘以给中都官’以及‘诸官’等；三是供给军队、实边移民及战略储备，如远征匈奴、西域的军队后勤供给，被迁往边关地区和充实陵县的民众的口粮和奖励都需要从太仓拨给。”(310页)漕粮不可能都用来供应长安居民，以漕粮逆推长安人口，是不科学的，此其二。总体来看，所论合情合理，堪称卓见。

4.对三辅区域内文化差异的辨析

通过制作“士人分布情况表”“所出书籍数目表”“私家教授籍贯统计表”“五经博士籍贯分布概况表”等表格，《三辅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对三辅学术文化发展所做的判断：“两汉时期三辅内部学术文化发展水平也不统一，京兆尹、右扶风学术水平发展迅速，左冯翊则相对迟缓。”而在京兆尹与右扶风两区的比较中，作者进一步指出，“西汉时期以京兆尹为中心的形势得到了改变，右扶风后来居上，成为三辅地区学术文化的中心”。

除了揭示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三辅研究》还从“五经博士家法”“私家教授”“世代习经”三个方面，展示了右扶风经学文化的“繁荣和发达”。而对文化发展的另一极——左冯翊日趋式微的原因，作者注意到扶风茂陵后来居上，吸引了大批强宗大族，从而对左冯翊长陵、阳陵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东汉将长陵、阳陵划归京兆尹，则使左冯翊“失去了涵养士人的土壤，严重影响到左冯翊地区文化的长期、持续发展”。以这样的方式对文化面貌进行描述，对文化演进做出解释，离不开对史实的全面把握，对辩证思维的良好运用，对理论深度的自觉追求。

文章来源：《人口与经济》 网址: http://www.rkyjj.cn/qikandaodu/2021/0717/17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