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户籍那点事儿户籍制度城市化与产业升级(3)

我们不妨借助以下的图示来回答这一问题。如图1.2所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户籍制度的障碍导致城市化过程中难以同步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工业化则直接面临如何实现产业升级的挑战。即使暂时不考虑户籍制度改革这一问题，仅从产业升级来看，作为中国未来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他们能否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能否完成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和固定资产的更新相比，这些问题受到较少的关注，但忽视它们的后果却可能是严重的。作为两大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中的高技能者与资本更可能是互补的，低技能者与资本更可能是互替的。随着资本品的不断积累，技能型劳动力就会越来越成为瓶颈，缺少了他们，资本积累的边际回报会越来越低，产业升级也就难以实现。同时，如果低技能劳动者不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那么经济增长也必定会伴随收入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图1.2 户籍制度改革与产业升级

既然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如此之重要，那么我们又当如何从政策上通过加快未来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来为产业升级提供高技能的劳动力保障呢？如图1.2所示，我们不妨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现有的研究告诉我们，外来人口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前，由于城乡和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等，人力资本初始禀赋较低。至于高等教育，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的推行在优质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特大城市面临较大阻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与技校毕业生短缺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高校扩招后的大学教育已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产生了结构性脱节。也就是说，即使借助“异地高考”改革让外来人口能够更好地分享大城市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这恐怕也不是使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适应产业升级需要的最佳手段。产业升级需要更多面向实际应用的技能型人才，相比之下职业教育更能满足这一现实需要。然而，农村的职业培训效果并不理想，农村的职业教育质量并不高。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外来务工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更多的外来人口在成为城市产业工人之前，接受优质的职业教育。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就业所在地对生产的正外部性、本地人身份、就职行业等因素后，在东部或较发达地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者仍然具有显著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该研究认为，职业教育回报在空间上的差异可能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第一，与普通高等教育类似，职业教育资源也存在地区间的配置不均，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或沿海地区在师资等方面更有优势。第二，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聚集程度更高，当地职业教育享受信息优势。一方面，教育的供给更接近市场需求，更易于了解现代产业发展对技能的要求，因而能更有针对性地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人才；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学校与本地产业密切联系，本地产业能够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就业岗位，也提高了需求与供给匹配的效率。这项研究一个直接的政策含义是，应当让制造业从业人员的主体──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到东部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职业教育。

然而，目前职业教育的招生却以区域性的本地招生为主，特大城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职业教育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大部分省份对职业教育外省生源比例也加以限制，各学校上报的外省生源名额还需征得生源省份的发改委、教育主管部门同意；除此之外，部分地区高等职业院校的自主招生名额只针对本地区的中职学生。虽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外来人口子女就读本地职业教育，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门槛。例如，上海市出台的《2012年上海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在沪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方案》，要求随迁子女必须是应届初中毕业生，而且只有在上海完成全日制中职教育学习后，才可以参加上海高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北京市出台的《2014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则要求随迁子女必须具有北京学籍且父母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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