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户籍那点事儿户籍制度城市化与产业升级(2)

表1.1 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脱节全国东部中部西部非农人口增速4 . 5 6 % 6 . 8 0 % 3 . 2 8 % 3 . 4 0 %土地扩张增速7 . 7 7 % 8 . 6 0 % 6 . 2 3 % 8 . 6 3 %增速差异3 . 2 1 % 1 . 8 0 % 2 . 9 4 % 5 . 2 3 %

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劳动力流动的不充分，也阻碍了城乡和地区间差距的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是中国收入差距巨大的重要因素，而如果进一步把地区间收入差距分解成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会发现地区间收入差距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大有很大关系，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多，而农村人均收入低。数据分析显示，地区间收入差距中70%-80%可以由城乡间收入差距来解释。

由于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是与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同时发生的，因此，很容易引起两者存在因果关系的误解。事实上，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韩国在1994年基本消除了城乡收入差距，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也在1995年将城乡收入比降至1.4以下。城市化降低收入差距的机制有两条：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其次，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均耕地资源，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政策使得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模不足，流入城市后所获得的收入和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居民还是有很大差距。

对“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

近年来，有关中国经济是否迎来了“刘易斯拐点”的讨论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将持续上升，对于中国这意味着凭借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将逐渐消失，产业升级将成为日益迫切的需要。在此，我们想说的是，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特别是其对于刘易斯拐点的讨论，需要经过修正才能被用于理解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而这一修正的关键恰恰在于对户籍制度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的认识。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在刘易斯关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被认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离开农业并不会影响农业产量，因而即使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上升，农村劳动力仍然会在现行的不变工资水平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只有当边际劳动生产力为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成后，农村劳动力减少将相应减少农业生产，农业边际劳动生产力开始提升，此时，城市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与农业部门竞争，从而导致工资的上升。于是，以工资显著上升为特点的“刘易斯拐点”就出现了。

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对刘易斯模型的应用需要谨慎。无论是刘易斯理论，还是舒尔茨理论，所刻画的都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工资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共同决定，不存在任何垄断性的市场力量来改变由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相应地，流入城市的劳动力规模也是由市场供求共同决定的。在这一意义上，刘易斯理论和舒尔茨理论并无本质区别。但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背景有两个关键特征与刘易斯模型的假设不符，其一是城市内部因户籍而存在的社会分割，其二是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这两点恰恰又决定了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水平变化的特征，也正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近年来的工资上升现象视作“刘易斯拐点”。

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上涨并不是同步的。换句话说，在不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刘易斯模型里，如果出现刘易斯拐点，那就是全国范围内同步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而不会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步地出现刘易斯拐点。

中国的产业升级

最后，我们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进程，随之而来的则是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与国际国内资本形成集聚，中国也因此而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大国。然而，围绕户籍制度而形成的制度约束既不利于城市化过程中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又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升。这将意味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可能使中国难以继制造业大国之后进一步成为制造业强国。为此，政府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试图以此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于是，一个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是：这一目标能够绕开户籍制度改革而顺利实现吗？

文章来源：《人口与经济》 网址: http://www.rkyjj.cn/qikandaodu/2021/0710/17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