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诉讼风气关联性的定量分析以秦疆治略所(2)

该书虽然只有一册，且未分卷，但仍然详略得当、简明扼要地记载了晚清时期陕西行省所属各厅州县的基本情况，其中的人口记录非常详备，除道光二年才设置的砖坪厅和专门处理蒙汉纠纷的神木理事厅外，其余每一个厅州县在道光三年的人口数量均有较为详实的记载，有的州县人口数甚至已经精确到了百位。这个精确度是能够满足量化分析要求的。

同时，该书还用“狱讼繁兴”“讼狱繁多”“负气健讼”“多健讼之流”“讼牍甚繁”“兴词控告者几无虚日”“狱讼甚简”“词讼间有”“词讼亦简”“词讼甚少”“安分守法”“讼狱亦稀”“词讼尚简”等话语记载了66个厅州县的诉讼风气和词讼情况。这些关于诉讼风气的记载虽然在用词上并不一致，但是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它们大体上都可以归入“好讼”和“寡讼”两类。“好讼”和“寡讼”是内涵和外延完全相反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分度，基于这一区分度，我们亦可以将其作为变量加以处理，以满足定量研究的条件。总之，《秦疆治略》为我们今天定量分析当时陕西人口与诉讼风气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和数据资源，而且这些数据资源是能够满足今日定量研究的要求和条件的。

2.《秦疆治略》所载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

就整体上而言，《秦疆治略》一书所记载的人口数据和诉讼风气数据是真实的，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其理由有以下三点：首先，就该历史文献的属性而言，《秦疆治略》不仅是一部为晚清陕西地方治理提供方案的政书，同时还是一部简明版的陕西地方志。诚如章学诚所主张的那样，“志乃史裁”“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志属信史”，[8]50，17，79也就是说，地方志也是史书，其记载是写实的，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次，卢坤撰辑《秦疆治略》的目的和手段也能够很大程度上保证记载事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卢坤就任陕西巡抚之时，正值四川湖北陕西等地教乱刚刚勘定，百废待举，面对陕西的地方治理问题，他认为治理地方的关键是地方官能够尽职，“朝廷之设官为民，而地方官之于民尤切也。……夫地方总以得人为要，必使民安物阜，俗美风淳，襄大化之流行，召太和之翔洽，是岂专在上司督责，而实贵于地方官之能尽其职。”[9]1卢坤深知尽职之难，“必公正其心，必廉洁其守，洞明事理，权衡重轻，庶几措施咸宜，兴除悉当。既非鲁莽所能为，更非粉饰所能冒。”[9]1-2正是沿着方便地方官施政这一思考进路，他详察陕西各府州厅县实情，编纂了《秦疆治略》一书，其目的就是使地方官知晓治道所宜，恪尽职守，达到兴利革弊的治理效果。[10]为达到编纂该书的目的，他主观上不可能造假，也无需造假。同时该书是卢坤在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各地所禀告的情形，择其有关利弊者编辑而成的。[10]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文献所记载的各项数据信息是有具体来源的，不是凭空捏造的，其真实性是有保证的。再者，就人口数据而言，其可信度和真实性在当时是有制度保障的。清中叶所确立的建立在保甲编查基础之上的人口统计制度,……使得地方政府部门可以得到相当准确的分门别类的人口统计。[11]卢坤作为当时的陕西巡抚，获得各厅州县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并非难事，因此他没有必要进行造假。最后，《秦疆治略》中的关于诉讼风气的记载是在道光初年陕西地区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的，这就避免了因时空差异等客观因素导致的数据失真，同时在撰辑过程中，掺入的个人主观因素较少。即便存在个人主观判断、价值偏差等因素，也仅仅是编纂者卢坤一人在当时的场景下所作的判断，相较于从不同史料中采集数据，它避免了因不同个体认识、理解和判断上的差异而导致的数据失真，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当然,《秦疆治略》记载的所有数据信息并非都是完全毋容置疑的。编纂者的史才、史学、史识等个体因素，编辑过程中对材料的选取、裁剪、加工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时代背景、历史局限等因素都会影响数据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为了尽可能保证本文所使用数据真实、准确，笔者在确信无疑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即以《秦疆治略》所载的人口数量和诉讼风气记录为基础数据，用同时期各厅州县地方志所载内容与之进行比对，如果数据之间存在明显的重大出入时，则利用历史考据的方法，结合其他史料予以求证，以便对数据进行必要的修正；若没有同时期的地方志能够与之比对，或者地方志与《秦疆治略》所载数据之间偏差不大时，则以《秦疆治略》所载数据为准，从而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

文章来源：《人口与经济》 网址: http://www.rkyjj.cn/qikandaodu/2021/0717/17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