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以人为本重塑现代国家概念(3)

二、现代国家的概念要素

国家无处不在，现代人的一生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国家的存在，但是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国家概念却非常困难。经典的政治学理论通常认为现代国家概念包含四大要素：主权、领土、政府和人口。如何通过政治认同以重塑国家概念，可以从这四大要素入手。

主权是现代国家最早的象征。自现代早期博丹、霍布斯等人确立主权概念以来，该概念经历了三次变迁。第一次主权的重新定位是以洛克为代表，认为主权并非为政府或国家所有，而是人民所有。第二次主权的重新定义是以18世纪末美国宪法制定为代表，将主权权力进行重新分配，确立了分权制衡的原则。而主权的第三次调整则是自由与民主结合而产生的自由民主制，对主权的权力范围进行了限制。在变迁过程中，主权的绝对性不断地被削弱，国家的概念也因此受到挑战。由于新的行政管理和科学技术的使用，现代国家在其能力和范围内似乎都得到了强化，但是现代国家的权威，即其绝对性却遭到了严重削弱。正如皮尔逊（Christopher Pierson）所言：“技术的革新使现代国家对公民的监督和控制成为可能，这些行为在传统国家里从来没有过，因此也不会促进现代国家的发展。”［7］22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统治技术和手段的多元化、现代化，这个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对现代国家而言，区分其与之前的国家组织形式的不同特色不在于领土和人口，而是现代主权概念的产生和新的行政管理方式、技术手段和其所承载的职能，因此很难对主权的概念重塑新的内涵，否则会削弱国家的现代色彩。现代主权的权威要想重新得到维护，就必须在现代国家概念的其他要素上下功夫。

现代国家区别于其之前的政治组织形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明确宣称拥有特定的领土范围。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不论是部落、城邦、共和国还是帝国，权力所有者并不能直接掌管政治中心之外的地域。即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帝国，如罗马帝国，君权虽然至高无上，但是其统治的疆域边界却是模糊不清的。然而，现代国家对于领土完整的维护却是寸土必争。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球，被零零散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瓜分，没有一寸领土不被国家所占领。主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最高权力，并且在保护自身权益的前提之下维护国际秩序，由此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才成为十分重要的领域。现代世界的战争也大多和领土的争端有关联，领土的划分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为活跃的话题，因为领土意味着领空、领海、矿藏以及各种资源，还有最为重要的因素：领土之上生活的人口。在现代国家的概念里，领土必须是界限分明的，当代人也很难再回到现代国家之前的界限不分的状态，没有明确的领土范围，也就无法获得政治认同。就领土而言，当今世界中的国家在不侵略别国领土的前提下是无法获得新的领土的。即使可以实现，也只是疆域的拓展，而不是国家概念的发展。因此，重塑现代国家概念，几乎不可能在领土要素上有所突破。

政府的存在代表着主权权力拥有可以实现的方式。皮尔逊将现代国家的特征归纳为九点：（垄断）暴力手段的支配、领土权、主权、合宪性、非个体权力、公共官僚、权力/合法性、公民权和税收［7］12-13。所有的这些特征都是由国家的代表——政府来体现和执行的。政府的权力在合宪性和合法性之下运行，确保了政治独立于社会和经济，在事实上确立了主权本身，代表着国家权威的存在。合宪性意味着法治而非人治，公共官僚意味着现代国家管理的职业化和非人格化，政府信任和民主程序凸显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公民权则体现着人的同时也负有义务和责任，定期的税收保证着现代国家的存续。政府不但是国家的实际代表和执行者，也是公民意志的代表和执行者，起到了沟通国家和个人的桥梁作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制度及其公共政策不存在失灵。实际上，公共官僚本身也可能是一个利益集团，可能很难受到来自个人和社会的竞争、约束，很容易导致公共服务的不作为或者供给过剩。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其本身的意义在于促进现代国家的良好运行，有助于巩固现代国家的权威。为了应对现代社会所独有的诸多公共事务，政府的职能和管理手段只会越来越精细化和深入化。代表国家的政府只能展现国家的内涵，无法从根本上对现代国家概念进行重塑。

重塑现代国家概念唯一可以变动的是人口要素。国家概念中的人口这一要素，是现代以来随着统计学应用于人口普查才逐渐形成的。在韦伯将国家定义为暴力的合法垄断的概念中，并不包含人口这一要素，国家是“一个以领土范围为基础的强制性组织……现代国家拥有使用武力的垄断权”［8］54-56。在韦伯国家概念中，国家涵盖暴力和领土要素，但人口要素并不存在，或者至少不是那么重要。当代，随着行政管理技术和手段的发展，全新的社会管控技术、监督设备、社会管理技术和税收工具增强了国家的基础性力量，使得国家对每一个个人方方面面的直接管理成为可能。国家的繁荣发展得益于在主权的支撑下，在确定的领土上掌控足够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这些资源的来源就是其治下的人口。由此，对人口的管控，就成为现代国家最为必要的基础，“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人口，无论是商人、农民、还是国家税收的支持者或反对者”［7］58。就现代国家的税收发展而言，人们承受税收比例的能力越来越高了。在欧洲，1900年仅有一两个国家社会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1940年则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支出都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1950年这个数值则在10%～20%以内浮动，1970年则达到了几近三分之一。在美国，1880年社会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4%，20世纪80年代这个数值超过了20%。社会支出的比例扩大意味着国家的职能扩大了，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税收能力增强了，对人们的控制程度和控制能力也增加了。无论是现代国家监管社会力度的增强还是现代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大，现代国家都以积极性的姿态来加强管理和扩张权力，其本质在于增强对资源的控制，“国家将其政策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家庭这个亲密圈，承诺保护公民个人正常的生活秩序，保护他们不会受到危机事件的干扰。国家干预得越多，其从社会获取的资源财富就越多”［7］87。我们对现代国家最为直观的体验，就是国家的职能无所不在，国家似乎不再仅仅是人们安全与自由的保护者，也已经进阶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全能国家。人口是国家最为重要的资源，国家存在的本质是为个人提供保护，因此，如何增强个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是重塑现代国家概念得以实现的关键。

文章来源：《人口与经济》 网址: http://www.rkyjj.cn/qikandaodu/2021/0717/17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