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以人为本重塑现代国家概念(2)

现代性表现出理性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特征。现代性的诞生无法避开欧洲中心主义，正是欧洲人颇具现代性的对外扩张史客观上带动了世界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性的诞生。在欧洲历史上，传统国家不具备清晰的地理边界和管理，以及军事统治的能力，更不具备主权、领土、民族、宪法、垄断性权力和国际秩序中的自我意识等现代国家的要素。绝对主义的发展促生了现代国家诞生必须具备的要素：常备军、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系统覆盖全国的征税体制、外交和经济贸易政策以及绝对主权。主权概念或许需要追溯到16世纪后期博丹（Jean Bodin）的《共和六论》（La République），但将其发扬光大并且进行历史上首次系统研究的是英国伟大思想家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一书认为，人要想走出邪恶的战争状态，就必须通过个人理性共同进行社会契约，建立起一个高于个人的国家主权。霍布斯认为国家至高无上，人必须对国家心存畏惧而和平生活。主权的绝对性奠定了现代人思考国家的基础。但是霍布斯和韦伯一样，并不认为暴力手段是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唯一方法或者是常用方法，暴力只是作为一种后盾，是最后的、终极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历史中从没有出现过仅仅依靠暴力进行统治的国家，暴力只是一种维持畏惧的工具，同意才是现代国家真正的基础。霍布斯同样保留了现代国家中最为革命的因素，即个人契约在建立现代国家后依然保留有其自我保全的权利，谁也不能强行剥夺。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权利，而是为个人提供保护。在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中，主权的绝对性和个人权利的绝对性处于核心，人如果不认同这一点，要么是处于战争状态，要么就只能脱离国家。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是保护人的安全与自由的终极屏障，这构成了现代国家作为终极力量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国家得以建立的前提是人的同意，国家的存在可以为个人自由提供生存的空间，现代人似乎有些遗忘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思考现代性危机时试图重塑现代国家概念。阿伦特明确了国家概念的可变性。现代国家的概念最早产生于中世纪封建政治的解体，所以国家和主权的概念都不会早于十五六世纪早期。现代主权确立后，在理论上国内的和平与安全似乎得到了实现，但是国际间的政治明显还保留着“战争状态”，而这意味着“国际间的冲突最终只能以战争而得以解决，没有其他余地”［5］176。阿伦特并不否认随着军事打击能力的提升，大国可能会在害怕毁灭自己的前提下而不再发动世界大战，但是目前依然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战争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最后余地”。如果有的话“就只会证明，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国家概念”［5］177。阿伦特认为这个新的国家概念不是国际法庭或者国家联盟形式，而是一种国家间的：“其唯一的雏形可以在联邦体系中找到，它的优势在于，权力既非来自上面，也非来自下面，而是水平的指向，以至于被联合起来的单位相互审核和控制权力。”［5］177阿伦特的设想带有共和政治权力制衡的色彩，超国家权威在人类的实践中其实已经面临失效，新的国家概念变革只能在重构政府形式层面。设想一个能够得到普遍公民参与的联邦共和国，体现着阿伦特的共和主义倾向。阿伦特将这种新的、能够得到普遍公民参与的政府形式命名为“议事会体系”。“议事会体系”直接来源于政治实践，其原则在于：“我们想参与，我们想争论，我们想我们的声音中在公共场合中被听到，我们想有可能决定我们国家的政治事务。”［5］178由此，阿伦特构建了水平层面的新的国家概念，它不要求人人关心公共事务，但是每一个人都随时有机会参与到关系自己的公共决策之中。虽然阿伦特本人也认为新国家理念的实现机会渺茫，但其思想启发了关于国家概念变革的新思考。阿伦特这种区别于古典共和主义，要求人们直接参与到政治体系之中的、新的国家概念，融合了现代自由主义提倡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政议政的思想，为我们重塑国家概念提供了新的方向。

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在《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一书中试图重构国家概念。福山反思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国家的失败，并认为其不成功的原因是国家构建的不足。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解释如何进行国家构建时，福山提出“（共享主权概念）构成了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6］6。福山在此似乎提出了一个重构主权概念的思考，以重塑国家概念。欧洲非人格化现代国家兴起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现代国家提供了一个“将市场经济的物质繁荣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结合起来”的方案，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山区分了国家范围和能力，正是无所不包的国家职能范围和与之不匹配的国家治理能力造成了现代国家的危机。福山的重构主权概念驱使我们思考：现代国家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是否可以进行重新构建？如何进行重构？欧洲人了解这个问题，但没有答案。早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建立的时候，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的区分就已经明确：民族的建设来源于内部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意识，所以无法通过外部的力量来促成；但是“国家可以构建”［6］108。国家不断遭到削弱成为世界政治的趋势，在21世纪，“全球政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如何削弱国家，而是如何构建它”［6］127-128。目前而言，国家的削弱甚至消亡是一种灾难，因为人们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取代国家的替代品。可能的思考进路在于，构建一个功能范围有限但是制度能力有效的国家，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以此重塑国家概念。

文章来源：《人口与经济》 网址: http://www.rkyjj.cn/qikandaodu/2021/0717/17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