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政治到文化治理对公共文化的一种定位与(5)

台湾学者王志弘提出文化治理的分析层次，即(1)文化治理中主导的结构化力量；(2)文化治理的具体操作机制；(3)主体化：文化治理得以实践的主体化方式。(29)王志弘：《文化治理的内蕴冲突与政治折冲》，《思与言》第52卷第4期(2014年12月)。作为一种文化治理方式的公共文化，也可采用这个框架进行分析。其中，文化治理中主导的结构化力量主要指向官方文化治理的宏观样貌，囿于篇幅所限，也根据本文的分析视角，重点分析文化治理的微观机制：即具体操作机制和主体化。现代公共文化包括公共文化机构、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务，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完整的公共文化体系。公共文化体系的基础是符号技术系统，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中不仅聚集着充满象征意味的符号产品，这些文化场馆本身，也是城市的一种象征符号。很多城市在核心区规划文化场馆设施，体现城市的文化特色和审美品位。在这些文化场馆内部，通过对各种组织程序和展示技术的精心筹划，唤起主体性，实现文化治理的目标。本尼特以博物馆的变迁发展为例，讨论了博物馆如何从专制权力的象征转变为教育公民、服务国家集体利益的工具，博物馆治理中的符号技术系统——物与人的秩序生产了权力和知识的态度，建筑内部一系列空间与视觉的关系调控着参观者的行为举止，伴随着科技发展出现的参观者与展览之间的互动述说着博物馆的民主形象——使博物馆中藏品的审美特性最大程度发挥教化参观者的作用，这正是本尼特所说的“艺术的行政化”带来的“文化功用的倍增”。

在公共文化体系中，权力技术起着关键和核心作用。哪些文化形式、文化机构、文化服务能够被筛选出来，作为国家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能够享受政府公共财政的补贴，是由权力机制进行筛选的，筛选的标准是国家安全配置的要求。安全配置要求国家对外要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树立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形象，打造文化特性，对内要构建国民文化认同，培养合格公民，提升国家软实力。安全配置的不同诉求，决定了各国公共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倾向和价值取向。如加拿大，人口的70%居住在美加边境数百千米以内，长期以来不得不与“美国的第51个州”那种挥之不去的刻板印象作斗争，国内移民众多，形成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文化格局，因此，加拿大文化安全配置的基本内容就是对外维护其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对内保障各族群的文化权益，维护文化多样化。在这种安全配置的要求下，加拿大艺术促进会及相关的文化机构始终是加拿大文化认同的堡垒，在公共文化政策中，加拿大采取各种文化保护主义措施，保证“加拿大内容”在公共文化领域所占的比重。权力技术的核心作用还体现在对符号系统的筛选上，这尤其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活的形态的公共文化品，其产品的符号内容呈现为一种由人的生命活动展示的形态”，(30)陈 鸣：《西方文化管理概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如表演类的歌唱、演奏、戏剧，文化馆的艺术培训等。几乎每个国家都将高雅艺术和民族特色艺术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因为在权力—知识看来，这样的文化服务能够更好地提供促使公民自我提升的语境，同时这种语境也符合权力机制所设定的文化治理目标。

公共文化的治理体系中，起关键作用的虽然是权力技术，但落脚点在自我技术。不管是各类文化场馆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审美文化，它们被精心组织嵌入文化治理体系中的目的就是要在规则、信仰和价值中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人们寄望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文化符号能够超越公民的行为层面进入人的心灵内部，从而培养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提升的主体。

结 语

将公共文化置于从“生命政治”到“文化治理”的演变脉络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公共文化在现代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它不仅仅是国家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历史叙事，更是自由主义框架下，政府介入社会生活管理又与其保持适当距离的最好手段。文化治理机制中审美—道德、治理—自治的操练提醒我们，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或者提供消遣娱乐并不是公共文化政策的最终目标，只有遵循文化治理的逻辑，科学规划、详细设计公共文化的符号技术系统，谨慎使用权力技术，才能从整体上构建公共文化系统的良好生态。公共文化的最终目标是指向整体意义上的人口的，通过习俗、习惯、行为方式、道德、伦理等精神条件的变化，提升公民的整体素质，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文章来源：《人口与经济》 网址: http://www.rkyjj.cn/qikandaodu/2021/0717/17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