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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政治到文化治理对公共文化的一种定位与(3)

来源:人口与经济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17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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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国家理性的本质就是“引导性的牧领调节”。这种新的治理艺术——牧领调节是一项复杂的技艺,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

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国家理性的本质就是“引导性的牧领调节”。这种新的治理艺术——牧领调节是一项复杂的技艺,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13)[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 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

安全机制和人口的视角促进了新的权力形式的发展,这种新的权力形式关注人类总体的生活状况,超出了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形式的范围。到18世纪后期,西方世界普遍发展出关注人口整体状况,促进国家力量发展的治理机制,围绕着治理机制发展出了一系列的专门知识和技术。比如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公共卫生学的兴起,统计学的兴起等等。托尼·本尼特循着福柯的脚步,“在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我立即对它关于文化研究要多关注文化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含义产生了兴趣”,(14)[英]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王 杰,强东红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8页。为我们延伸出了围绕着治理机制发展出的各类文化知识和技术如何塑造“人口”的话题。

二、文化与治理术结合的“文化治理”

在本尼特之前,社会学中的“文化转向”已经给文化塑造了新的位置,使文化成为组织社会成员、形成社会认同的一种力量。本尼特将文化与治理性相结合,在他的论述中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是他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当把文化看作一系列通过历史特定的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为了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和行为,这部分地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加以构想。同样,它的出现最好可以被看作现代化早期社会生活特有的日益治理化过程的一部分。”(15)[英]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王 杰,强东红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10页。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关系时,与其他领域相比,有其特殊之处,“特殊的行为品性和行为方式,这些被构建为文化的目标;用来培养或转变这样的行为品性或行为方式的技术;这样的技术集合成特别的管理手段;这种手段在特定的文化技术运转程序中的刻写”。(16)[英]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王 杰,强东红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11页。第二个是他对政府解析学的借用。“政府指的是一种刻意筹划的理性的活动,它们是由许多权威人士和政府机构操办进行的,并使用了各种技术和知识形式,努力通过全面透彻地研究分析人们的愿望、抱负、兴趣、利益和信仰来规范人们的行为。”(17)[英]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王 杰,强东红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54页。这种对十分宽泛的政府概念的解析把与文化分析相关的问题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文化分析正是与人们的兴趣、信仰、行为规范密切相关。在全面治理化的现代国家中,政府治理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集中在文化改革的任务上。

台湾学者王志弘将文化治理定义为“藉由文化以遂行政治与经济(及各种社会生活面向)之调节与争议,以各种程序、技术、组织、知识、论述和行动为操作机制而构成的场域”。(18)王志弘:《文化治理是不是关键词?》,《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82期(2011年6月)。他研究文化治理的系列文章着重于台湾官方文化治理的宏观样貌,详细分析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如何整合进台湾都市治理。在《文化与治理性》中,本尼特也非常清晰地给出了文化治理的定义,尽管他本人并未将这两个词语连用,尽管他所言的文化治理的领域是“社会交往”,(19)在本尼特所论的文化治理中,社会交往是指需要管理和调控的、问题重重的行为方式领域。参见《文化、治理与社会》第269页。“将文化表征为一套独特的知识、技能、技术和机制”,“它(通过与权力技术相关的符号技术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通过自我技术的机制的运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社会交往起作用,并在这种关系中与其结合”。(20)[法]福柯:《福柯文选Ⅲ:自我技术》,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3~54页。

本尼特的定义存在非常明显的对福柯的借用。在《自我技术》中,福柯指出,知识与具体的技术结合形成人类了解自身的工具,主要有4种“技术”类型:“(1)生产技术:使我们能够生产、转换或操控事物;(2)符号技术系统:使我们能够运用符号、意义、象征物,或者意指活动;(3)权力技术:它决定个体的行为,并使他们屈从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支配权,也就是使主体客体化;(4)自我技术: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21)[英]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王 杰,强东红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73页。在文化治理中,符号技术系统主要和审美智性文化相联系。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仪式等,它们通过符号表达意义,并与处于同一文化系统中的人共享意义。文化治理中的权力首先表现为知识,二者是共生关系,“知识—权力”操纵着文化治理机制中的具体规则。比如,文艺批评的专门知识生产人类社会的审美理想,文化审查的专门知识建构社会的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博物馆专门知识的发展促使博物馆的功能从知识构建向文化表达发展,等等。“知识—权力”对文化治理中的符号系统进行划分: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精致文化—大众文化;高品位的审美—低品位的审美,等等。福柯在《自我技术》中勾勒了从希腊时期到基督教时期自我技术的转变,其中提到了自我书写、自我审查、自我修炼、自我舍弃等等自我技术,基督教文化通过这些自我技术的操练促使教徒们接近真理。福柯在谈到基督教的牧领权力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种良心指导、灵魂指导的形式。当人的内心生活成为治理关注的目标之一,艺术和文化就登堂入室出现在治理的结构策略中。文化治理中自我技术的实现,基于符号技术系统和权力技术的合谋:权力技术筛选出审美智性文化,这些艺术品或文学作品已经在专门知识(比如文学批评或者艺术批评)的加持下成为至美至善的代表,权力在艺术文本中型塑了一种空间,人们凝视在这些审美文化中体现出的人类理想的至美形式,从而体验到自我与之存在的差距,发起自我改善。

文章来源:《人口与经济》 网址: http://www.rkyjj.cn/qikandaodu/2021/0717/1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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